本文转自：贵州教育报
王燕玲
教育的目的是什么？当“好成绩=好大学=好工作=高收入=成功人生”成为普通人接受教育的行动逻辑时，教育的功利性清晰得令人失望，由此产生教育需求的超积极性内卷，让人们愈发不堪重负。
一、教育的价值萃取动机
教育作为促进人们实现不可替代性的重要手段，从胎教开始，人们就怕在起跑线上错过培养不可替代性的机会。在后续成长过程中，更将教育视为不断积累不可替代性、保障未来有机会获得价值萃取之“租金”的唯一选择。这样的生活态度不仅积极，甚至趋于极端，逐渐只剩下理性的算计。因此，教育之价值萃取的危害值得我们深刻反思。
事实上，人们在超积极地筹备“不可替代性”时，常会发现自己根本不清楚什么样的“不可替代性”真正具备不可替代性。毕竟这一判定权始终掌握在市场需求的价格机制中。因此，在教育过程中，当所有人都无法预判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时，只能依赖权且可控的“教育符号”增加保障。这些符号，如高学历、好学校、好专业，都需通过考试竞争获取，“好成绩”自然首当其冲成为不可替代性的代名词，进而催生了当下教育领域无处不在的内卷。
教育内卷若仅带来竞争，或许尚可接受，但最糟糕的是，它会让人们形成“竞争失利者没有不可替代性，就没有好价格，进而‘没价值’”的人生否定逻辑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否定已从外界评价逐渐内化为失利者的自我否定，不可避免地引发受教育者日益突出的心理危机。
二、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功利倾向
要改变这一现状，靠“素质教育替代应试教育”的简单说教显然行不通。毕竟人人都想过“有价值的一生”，若对“有价值”的理解始终停留在“有价格”层面，那么通过获取高收入证明人生价值，就成了再正常不过的选择。可人生价值怎能浅薄地用收入高低来衡量？ 这一悖论的核心，在于我们忽略了对集体贡献的尊重。
若能认清“社会产量的实现从来都是集体协作的结果”，便会明白再微小的贡献也是价值创造——没有谁的人生“更值得过”，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他人不可或缺的支撑。这并非主张平均主义，客观上贡献大小的区分与竞争确实存在，但这个充满竞争的价值创造过程，理应是一场正和博弈。也就是说，无论以何种标准评价贡献大小，都不能在表彰“多得者”的同时，让“少得者”陷入自卑与挫败。必须通过明确场景边界给予“少得者”安慰，让他们理解“只是在这一次、这一种集体协作场景中贡献较小”。例如，面对考试成绩，表扬优秀者的同时，绝不能将“成绩好”泛化为所有场景的评价标准，不能认为“学习好就样样好”；对成绩不理想的学生，教师更应明确“这只是一次考试”。
与此同时，教育更应向优秀者传递正确的自我评价认知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正是“失败者”的衬托，才成就了“成功者”的“成功”——这是相对评价，而非绝对评价。因此，成功者不应以“鹤立鸡群的成就感”将“高所得”视为理所当然，而应秉持“鲜花感谢绿叶”的心态，对“低所得者”给予支持与回馈。若无法深刻理解这种利益共生机制，能力者便容易陷入自大狂妄，甚至横行霸道；更何况能力者往往更易获得权力，由他们主导的权力生态系统，会越发“只见明星、不见普通”，破坏以集体贡献为核心的价值创造型组织文化，进而让组织成员为“当明星”陷入更深的内卷。由此可见，在学校教育中，对优秀者的价值观引导尤为重要。
自人力资本理论推动教育需求扩张以来，“知识改变命运”这句名言被注入了过多功利心。其本意所强调的“教育塑造人，影响人的观念与行为，让人不断提升自我”的核心内涵，日益被曲解为“通过教育实现好工作、高收入、成功人生”。这种无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缺乏对劳动岗位规模与结构理性分析的简单结论，让人们对教育产生了深深的功利迷信。
三、 以价值创造的心态为教育祛魅
为实现“通过教育获得不可替代性、获取超额租金”的目标，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愿意付出很长时间完成学历教育的“苦修”——在他们看来，相比于之后“成功人生”的长期自由，这段时间不过是“有利可图的暂时牺牲”，这便是对教育功利迷信的真实写照。可他们不曾想，并非所有人都能安然走完这场“苦修”；更何况，即便以优秀姿态完成学历教育，真的能“一劳永逸地躺着吃租”吗？唯有以价值创造的心态为教育祛魅，才能让所有受教育者坦然接受“成为集体贡献一员”的定位——即便只是最微小的一员，也能在学校教育中安心地发现自我、成为自我，而非狂热地想要跻身“吃租阶层”。因此，要让教育真正实现价值创造的“有用性”，核心在于构建尊重和认可“微光”的机制，打破以收入、价格为唯一标准的价值评价体系。只有让全社会的价值观回归“集体创造”而非“个体创租”，才能引导教育重回“使受教育者成为其自己”的本质定位，让学历教育中的所有参与者都能在“不以成绩为唯一指挥棒”的正常秩序中，成长为具备价值创造能力的个体。
（作者单位：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。云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：云南城市边缘带转型社区封闭式治理风险与公共性重构研究〈课题编号：YB2022033〉）
展博优配app官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